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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期一, 10月 01, 2012

[G4G] Re: 新世纪新闻网 永远当不了中国人――为什么我要离开曾爱过的地方

一旦你买足 了必需品,你就会想把剩下的投入到安全的地方,最好还能有一些不错的回报——这很重要,因为有一天你不得不支付自己的医疗费用和养老金,还有孩子的留学费 用。但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投资,除了房地产或是把钱塞进床垫。股市是被操纵的,银行的运营方式不是商业性的,人民币仍然被严格控制,不能自由兑换。一些有 特权、有关系的权贵通过可疑的途径转移资产到海外,剩下的人只能去买更多的房子或者更厚的床垫。结果就出现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,如果破了的话,听起来 将会像千万烟花同时崩裂。

简单来说, 中国房地产价格不断如火箭般飞窜,对于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上班族来说,房价已经不堪承受,同时全国各地仍在建设大量的住房,这些住宅主要被当做投资品出售, 而没有成为真正的家。如果你拥有一套房子,你可能至少有三套,我们的很多朋友就是这样。如果你没有一套房子,那你一无所有。

当这个大泡 沫破了的时候,或者,也许有一点渺茫的希望它会逐步瘪下去,党给人民的财富也同样萎缩了。那个承诺就会被打破。不变的是,你还是要支付你的医药费、养老金 和孩子的学费。人民想要把他们的钱拿回来,或者能决定他们的未来,这聚集成了一种政治声音。如果他们被拒绝了,和谐也就终结了。

同时,少数 民族、工厂工人会怎样?对政府而言,以压倒性的武力来对付人民不比慷慨解囊更方便么?如果突发少数民族或者劳工骚乱,又恰逢房地产市场的崩盘, 再加上例如2008年的毒奶粉、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揭露出的高层严重腐败这些丑闻,这个和谐社会就更可能变成不满的大合唱。

党会怎么处理,怎么领导呢?

不幸的是他们已经忘记了领导之职。政府是如此害怕人民,它不想领导他们。

在中国农 村,村一级的决策需要得到更高层的授权,就要沿着指令传达的链条层层向上传递,有时要直通北京,而传回来的便条上写着:”自己拿主意”。党只会在当自己的 权力或个人财富受到直接威胁的时候才会有所行动。统治这个国家的幕后人物身处一幢没有地址或者电话的大楼里。那些大楼里的人不允许他们委派的人真正地承担 领导之职。看看很快将离任、昵称为” 温爷爷”的当朝总理吧。他要么是一个傀儡,在做一些聪明的表演,要么是一个真心的想做一些对的事情的人。他对改革所提出的愿景(2010年CNN播出了对 他的采访,在中国境内被禁)是好的,但他也深知,他永远也无法去实施。

为了爬到高 层你必须带着不黑不白的灰色,没有强烈的个人观点和想法。这里我做一个假设,刚开始竞争领导位置的人可能会认为,一旦爬到了那个位置就可以”做自己想做 的”。等到他们意识到那永不可能为时已晚。作为一个出版人,我曾经和一些要听命于那栋大楼里的某个分支的人打过交道,他们说起话来就好像隔壁有个不知名的 怪物,那个怪物可能是”他们”或者”上级”。他们有一两次称之为”中国出版集团”。我很努力的搜索过,它不存在,那是一头传说中的巨兽。

专家们告诉我们说,在那个大楼里的人们就是即将掌控这个被他们称为’中国世纪’的人,。”中国会是下一个超级大国,接受吧。面对吧。”你能如何与一个面貌不清的领导打交道,在一场国际纠纷中要进行裁决时只发送一张纸条说:”自己拿主意”?

有人说,中国一度领导过世界,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。就像中国人经常说的,他们只是想”重新获得属于自己的位置”。尽管中国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,这毫无争议,但是对于中国理所应当重新获得”正确的位置”则有两个基本问题。



2012/10/1 Kasia Hu <hometown.kasia@gmail.com>
永远当不了中国人——为什么我要离开曾爱过的地方

作者:佚名    文章来源:译者    更新时间:2012/10/1

核 心提示:这是一篇在”老外”圈中引起了较大反响的文章,由从1980年代中期就到达中国的Mark Kitto撰写,他在文中叙述了他所见到的在20年内经历了巨大转变的中国,以及身为一名”老外”,他对中国为何渐渐不再热爱。本文的最初版本译文在网络 上流传之后,我们发现其中有很多翻译错误,因而做了全文校对和更正。


【图:本文作者马克的一家】

死亡和税 收。你应该知道这句谚语吧(译者注:出自本杰明・富兰克林:”在这个世界,没有任何事可以确定,除了死亡和税收。”)。我很乐意加上第三件确定无疑的事: 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人,不管你如何努力、如何想成为、或者你自我感觉已经理应是个中国人了,你都当不成中国人。我也曾想当中国人。我并不是说我想穿一身 真丝外套和棉拖鞋,或者是一套毛式服装加五角帽,再把我的头发染黑,尽管我也觉得用一块手帕擤鼻涕挺恶心的。但我很想在中国生活和成就我的事业。过去的十 六年我这么做了。但现在,我要离开了。

我也不会很 快回来。我已经失去了对她的爱,从我的中国梦中醒来。”但中国是一个经济奇迹:创纪录的人数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摆脱了贫困……年复一年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增 长……出口……进口……基础建设…… 投资……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拯救了世界经济……”"之最”连着”之最”。这些我们都知道。

难道你不觉 得,有了如许的发展和基础设施以及原材料,就算不提以007的身手从金融泥潭中拯救世界的壮举,中国难道不应该是一个更快乐、更健康的国家吗?至少比起 1986年我以学生身份首次见到的那个中国,那个从几十年荒谬的控制下摆脱出来的中国,现在应该更好吧?可那时我爱上了她,现在我没有这种感觉。

当我离开伦 敦大学的亚非研究学院(SOAS),到达北京开始我第二学年的中国课时,中国还是个共产主义国家。和西方相比,她是落后的。街上没有几辆汽车,成千上万的 自行车,勉强够用的街灯和不计其数的驴车,学生们可以爬上去,优哉游哉地顺道回宿舍。我的”负责老师”(介乎于看护和看管之间的角色)曾是一个可怕的前红 卫兵,外号”侯龙”。每日生活所需要的必需品:食物、水、一辆自行车,都花不了几个钱。我们的生活如皇宫贵族, 或者说,如果还有更高端的地方让我们消费的话我们真的就是”贵族”了。但那时没有,只有一家在市中心的友谊商店,可以在那儿买到听装咖啡。

但我们的生活中有开心的时刻,学生们都有这样的时刻,从我现在的视角来看,我的开心记忆并非无聊的恶作剧或是探险,而是在那个叫做莫干山的山顶,距离上海以西100英里,过去七年我都生活在那儿。

如果我必须 选一个词来描述80年代中期的话,我会选——乐观。各种各样的自由市场刚初露萌芽,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成立35年以来第一次遭遇的通货膨胀。 事实上人们对此感到很兴奋。这是进步的一个标志,对未来还会有更多期许。强调这种乐观至少是共产主义式的社会责任感的一部分,这种责任感要么能真的让人成 为无私的社会主义者,要么也能让一个其实不存在的集体在表面上显得团结一心。

1949年,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宣布:”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。”终于,在80年代中期,中国人民开始学着走路和发出自己声音。

1987年一月的一个晚上,我看着他们,唱着歌在大雪覆盖的街道上从大学学区走向天安门。那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学生集会示威,后来就出现了在1989年六月[让中国政府]恶名远扬的那场”风波”。

有一个人应 该对那些兴奋日子里的乐观情绪负有主要责任:邓小平。他也是名符其实的现代中国的”总设计师”。邓小平把中国打造成了今天的模样。也是他在1989年下令 让坦克驶入北京,这也留下了让中共直至末日都无法摆脱的历史。那场”风波”,中国人用的这个说法已经很少有人提起,党做了彻底的工作将它从公众记忆中删 除,而它正好和我的期末考试重叠。同学们和我怀疑了我们花了四年时间学的语言是否毫无意义。

邓小平没有花太长的时间就把这个国家又扳回到他选择的道路上。他说服了世界:要与中国接触,原谅他在那场”风波”的所作所为会大有益处。他还提出了一套计划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,至少在他的看管下不会重演。世界伸手相助了,中国也甘之如饴。双方都得到了金钱回报。

当我在 1996年回到中国开始我所梦寐以求的生活和事业时,我嗅到了同样的乐观气息,但这次似乎隐约有些不同:在一个共产主义的地盘上出现了商业气息。这种兴奋 更像是我签下了一笔肯定能给我带来丰厚利润的生意(我的中国事业起步于金属贸易)时的那种热切渴望,而不是大事件即将发生之前的颤栗。

一场交易达成了。邓小平向中国人允诺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无从知晓的物质财富,条件是不能再要求政治改革。党说:”相信我们,一切都会好起来。”

二十年过去了,并非一切都好。

我必须强 调,这种控诉和我在中国的事业轨迹毫无关系,我从金属贸易转向了价值数百万美金的杂志出版生意,接着,2004年,这项生意被政府没收了,然后我退隐到了 莫干山上,和我的中国妻子一起围绕着一家咖啡店和三间客房做起了小生意,这反而给了我足够的逸闻趣事和八卦去填充每个月的 《前景》杂志中的专栏,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年。如果当地政府决定不续签我们的短期租约的话(为了这个我每三年都要求爷爷告奶奶),我们现在的生意可能遭遇 和我的杂志同样的命运,这也是促使我不再留在中国的因素之一。

在我经营杂 志的时期,国营的竞争者(更准确的说是我的敌人)私下告诉我他们研究了我的每一期刊物,这样他们可以从我这儿学到不少。他们感谢了我对中国媒体的贡献。他 们竭尽可能的尝试任何手段摧毁我。莫干山当地政府领导私下里也给我消息说,感谢我的贡献让这个小村再生,成为旅游景点,但同样也申明我是一个他们不成文规 定之下的特例,他们实际上不欢迎外国人回来居住(事实上还是外国人在1900年代建了这个小村),只允许他们来度周末。

但这篇文章要讲的不是我的私事。我希望写出对中国现状的认识,这些认识建立在了我生活在此处——在三座最大的城市和一个小村——里的日子,也解释了我为什么选择离开它。

当今中国大 陆社会只聚焦于一个目标:钱、挣钱。在中国,政治正确的说法是”经济利益”。平均来说,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远比25年前富裕得多。感谢六十年来的自我奉献, 接着是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,传统的家庭文化已经成为了”自我”文化。除了那些可以产生经济利益的行动,社区无法共同进退,如果有社区共同行为的话,那就 是为了确保能为污染、为政府支持的非法征地或是为被毒害的儿童获得相同的经济补偿。作为中国文化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的”社会地位”、六十年的共产主义如今 被财富重新定义。车、房子、珠宝首饰、衣服、宠物:都得是崭新的、亮闪闪的,带着知名外国品牌的标签。在我住的小村庄,人们不问我身体如何,也不问候我的 家人,而是问我的生意能挣多少钱,我们车值多少钱,我们的狗是花多少钱买的。

当然,钱及炫富带来的麻烦还让那些不怎么有钱的人感到沮丧。因此,党提出了”和谐社会”的说法,在城市和边远山区的”面子工程”依赖出售”地权”的收入,超过了对个人的征税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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